聚焦問題 協同融合 智領發展

智庫成果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興起與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實踐(1928-1949)》成果簡介

來源:廣西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  作者:  更新時間:2014/07/08  閱讀次數:366

負責人: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 陳洪波 副教授

鑒定等級:優秀

一、項目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今日中國考古學呈現出與西方考古學相當不同的發展特點,這是由中國考古學的學術傳統所決定的。這一學術傳統的淵源必須到歷史的深處去尋找,該研究對此欲作一番嘗試。所謂“歷史的深處”,一是眼光要放遠,要一直伸展到20世紀上半期中國考古學學術傳統的形成期,這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動為代表;二是眼光要放寬,不能僅僅盯著考古學,而要從新史學的發展,從整個社會政治歷史變遷的高度著眼,才能夠全面深刻地理解這些學術傳統形成的具體原因和過程。由此,19281949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考古實踐及其相關時代背景成為該項目的研究對象,從對這一歷史過程的清理中,也許能夠對中國科學考古學學術傳統的形成有一完全的理解。

該項目《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興起與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實踐(1928-1949)》,系以民國時期最重要的學術機構、也是當時科學考古活動的主要實踐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對象,考察中國現代考古學學術傳統的形成過程和特點,借以對中國考古學今后發展方向提供歷史經驗。

課題的學術目標,主要是試圖以新材料、新方法、新觀點來撰寫一部較系統的中國考古學形成期的學術史,當前學術界在這方面的研究尚稱薄弱,希望該成果能有所貢獻。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該成果首先回顧了1928年之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狀況,主要是探討以史語所考古為代表的中國科學考古學誕生之前的時代背景和學術背景。1928年史語所的成立對于中國科學考古學的形成具有里程碑性質的意義。進而深入探討了史語所科學考古思想宗旨的起源和具體內容,說明史語所學術的指導思想在于在中國推行新學術,這是西方漢學和中國近代學術潮流相結合的結果。考古學是傅斯年新史學實踐的工具,故而史語所考古學的特點也就是新史學的特點。說明傅斯年在中國科學考古學肇始期的巨大事功,以及以南京國民政府為代表的國家力量在推進考古事業中的巨大作用。

對于史語所考古自19281949年的學術發展歷程,專著分為4個階段加以敘說和分析。分別是:1、探索期(19281929),即小屯的前三次發掘,或者說殷墟發掘的第一階段;2、發展期(19301934),從城子崖到殷墟第九次發掘;3、鼎盛期(19341937),即安陽第十-十五次發掘;4、延續期(19371949),即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時期。這四個時期體現了史語所科學考古學由草創到發展到成熟的一個漸進過程,這個過程受到了國家政治局勢的密切影響,但指導思想始終未變。經由20年的努力,中國史前考古和殷商考古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在此過程中,中國考古學的一些基本方法和種種學術傳統也逐漸形成。

史語所科學考古學成為中國考古學的主流,在回顧其形成發展的過程之后,專著全面總結和深入分析了這一學術流派的特征、影響與局限性。中國科學考古學給中國人的歷史觀和世界觀帶來了巨大變化,在學術研究上引起了革命性變革。其主要特征包括組織管理上的現代性、民族主義的價值取向、科學主義的學術定位和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闡述了諸特征得以形成的內在原因。以上這些特質構成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傳統的主要內容。同時史語所考古的“史料學派”和唯科學主義的思想方法,本身存在一定弊端。具體說來就是重發現,輕研究,資料積累有余,而綜合研究不足,在理論方法上十分薄弱,這是由傅斯年、李濟的指導思想所決定。這種風氣是中國考古學學術傳統的基本內容之一,對學術發展產生了一定不利影響。

全書基本上采取了過程敘事體例,包括緒論共八個部分,其中主體內容為七章。各個部分主要內容及重要觀點進一步分述如下:

《緒論》部分梳理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考古學的學術流派及其演變過程,探討當代中國考古學學術傳統與民國時期科學考古學形成期的傳承關系;回顧了當今學術界對于民國時期中國考古學史的研究成果;詳細介紹了課題研究方法,其中尤其是布魯斯·特里格考古學思想史所體現的現代方法,以及中國當代學術史研究領域所體現出的一些新思潮。

第一章《1928年之前的中國考古學》對1928年史語所成立之前中國考古學30余年的萌芽期進行了深入分析和總結:1、中國知識界已經接受了以田野活動為特征的治學方式,充分認識到考古學在現代學術研究中的重要作用;2、這時期的考古活動大多規模很小,零散進行,既沒有領導性的大型科研機構,也缺乏國家的有力支持;3、考古活動和學術研究的領導權掌握在一批外國學者手里,即使開展相應活動的幾個中國學術機構,各自也難以脫離外國勢力的支持;4、中國學術界中傳統學者和留洋學者各自都開展了考古活動,相對來說以李濟為代表的所謂“科學考古派”對近代西方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有更切實的了解和掌握;5、經過30年來的探索,在出土材料的研究以及考古發現方面已經取得一定成果;6、這段時間作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萌芽時期,已經在思想上、人才上和知識儲備上為1928年后史語所考古學的發展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第二章《史語所考古在思想與組織上的準備》,系統分析和闡述了傅斯年和史語所在中國科學考古學形成中的歷史作用、史語所科學考古思想的來源等問題,總結如下:1、史語所科學考古的思想入口主要是以伯希和為代表的巴黎漢學,以田野手段發掘新材料,做出新學術,目的是與西方漢學爭勝,使科學的東方學的正統重新回到中國;2、強調考古學的科學性和客觀性,要將歷史語言之學建設得像自然科學一樣,以劃清其同傳統文史之學的界限,使史語所的新學術能夠達到類似自然科學那樣的標準,以獲得世人對其價值的認可和尊重,這決定了史語所考古學的“史料學”式的純客觀風格,奠定了中國科學考古學的基礎;3、史語所考古學最終學科定位屬于歷史學,基本目的是為了重建中國古史,已經超越了疑古階段,進入重建階段;4、史語所考古學的以上基本思想來源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巴黎漢學、德國蘭克史學、中國疑古思潮等等多個方面,體現出以傅斯年為代表的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對多種思想資源的吸收和融合;5、史語所作為一個先進的現代學術機構,所擁有的國家力量、高效的集團式研究方式、優良的內部環境,對于考古工作的有效開展發揮了關鍵作用。

總之,正是傅斯年和他的史語所為中國科學考古學的形成期奠定了最初的基調,這些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深深地影響了中國考古未來的發展。

第三章《史語所考古的探索期(19281929)——殷墟發掘的第一階段》,記述了史語所15次殷墟發掘中的前三次,對這段時期的工作特點和技術進步做了細致分析:1、首先,史語所的田野考古活動,作為國家學術建構之一部分,始終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博弈中同進退。這使得中國考古學的探索期步履維艱,更凸現出考古學作為國家學術的定位在實踐中的重要性;2、通過這三次發掘的遺物,確鑿證明晚商已經處于銅器時代;3、史語所的考古,這時期仍然處于相當初步的探索階段,考古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地層學和類型學還沒有建立起來;4、發掘收獲的藝術珍品,特別是第三次的收獲,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震撼,研究殷墟遺物蔚然成風,從此殷墟成為中國考古的圣地,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今后的考古活動營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5、初步形成了一些良好的學科傳統,特別是李、董之間現代學術和傳統研究之間的良好配合,為殷墟考古學的整體研究構造了一個很好的框架。

1930年的城子崖發掘,對于史語所考古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從此而后,在諸般因素共同作用下,考古活動才真正逐步走上科學軌道。第四章《史語所考古的發展期(19301934)——從城子崖到殷墟第九次發掘》,詳細記述了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形成期。該時期有兩個方面的重大成就:1、考古學研究的成就。搞清楚了仰韶、龍山、小屯三種考古學文化之間的年代關系,初步建立起史前考古學和歷史考古學的基本框架。2、技術方法的進步。這段時期在眾人合作努力之下,在摸索中建立起來一整套的發掘整理方法。其中梁思永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特別是在地層學方面。

第五章《史語所考古的鼎盛期(19341937)——安陽第十——十五次發掘》,記述了史語所考古歷史上最鼎盛的一個時期。鼎盛表現在以下方面:1、勢力壯大,組織強化,資源增多。史語所學術勢力越來越大,以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等這些重量級人物為中心,逐漸形成了一個行政權力和學術力量一體化的圈子,控制了全國的文博考古事業。2、考古活動時空范圍擴展。通過組建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山東古跡會、河南古跡會等機構,在全國很多地方都開展了工作。研究時段范圍大為擴展。特別應該提到的是殷墟的發掘,找到了侯家莊西北岡的王陵區,從遺址的發掘轉向陵墓的大規模發掘,發掘對象有了極大改變。3、技術方法的進步.這一時期史語所考古學家們在田野、室內整理、資料分析等方面的技術方法都有了飛躍性的進步,技術水平有了質的提高。4、認識的提高。經過將近10年的工作,到1937年時候,史語所考古學對于中國史前文化和殷商文化的認識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史前研究已經遠遠超過了安特生時代的水平,對于中國史前文化的年代、范圍和內涵,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之間的關系,都有了新的認識。對殷商文化的性質、內涵和來源等多方面的研究,更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總而言之,這個階段是中國科學考古學業已形成的時期,標志著現代考古學的知識體系,現在在史語所考古組已經具備了相當完整的形態。

第六章《史語所考古的延續期(19371949)——抗日戰爭與國內戰爭期間的考古活動》,記述了19371949年史語所的考古工作,這是史語所考古最為困難的時期,主要內容與特點是:1、田野活動勉力延續。由于接連不斷的戰爭,使得史語所考古組的田野活動陷于低谷,這期間主要是配合國民政府的邊疆政策和學術界風氣進行了一些邊疆考古工作,但這在另一個方面使得史語所考古在地域和研究內容上開辟了新的領域。2、室內整理和研究取得較大成績。由于發掘受到限制,考古組的工作重點轉入對過去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使得過去積累的材料得以系統化。從對這些資料的整理研究中,中國考古學一些最重要的方法和結論開始形成,例如對器物分類方法的探索、對殷商青銅文化的研究等。

作為全書之總結,第七章對史語所考古組自成立至離開大陸這大約20年的活動作了全面評析,總結它的一些基本特征,探討它在學術史和社會史上的意義,并對其局限性作一些初步探究。史語所考古由于其誕生時代、思想來源的復雜性,所以帶有十分鮮明的時代特征,并且走出了一條并不同于西方近代考古學的發展軌跡,其學科定位、研究手段、價值取向等多個方面都極具個性特點,主要觀點概括如下:1、史語所考古的基本特征。它具有國家學術的色彩;開創了前所未有的集眾研究方式;學科定位于歷史學,異于西方人類學方向,對學科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科學主義原則、民族主義立場、自由主義精神,是史語所傳統的突出特征。2、科學考古學對中國社會與學術發展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改變了中國人的歷史觀,開創了一種新的治學方式,即“新史學”。3、批評與反思。史語所學術傳統也存在一些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方面,例如它與西方考古學發展潮流的疏離,科學主義取向造成的影響等。

三、成果的學術價值、應用價值,以及社會影響和效益

研究成果的創新性和主要建樹,彰顯了其學術意義。該課題研究,對當前中國近代考古學史的研究,當是一個值得稱道的貢獻。其中的觀點與資料,對于考古界同類研究,將發揮重要參考、借鑒乃至于推動作用,對于歷史學領域中的現代學術史研究,亦會有所補益。首先,這是采用了新材料、新方法對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考古學史進行了一個較全面的研究,是一項系統性的成果,在該領域具有領先地位;其次,在一些具體研究方面,有所突破,例如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理論、方法和技術發展的具體過程,中國科學考古學風格特征的系統分析,中國考古學學術特征與社會思潮之間的關系等方面,都是創新性的研究工作。

除了學術方面,該專著對于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亦有相當社會意義。歷史語言研究所大陸時期考古活動進行了二十余年,其學術思想、治學方法和研究成果,對于中國學術研究造成了革命性的影響。中國考古學的歷史傳統被公認為是“史語所傳統”,而且時至今日,中國考古學還日趨表現出向“史語所傳統”回歸的傾向。歷史語言研究所大陸時期形成的科學考古學術傳統,為后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定下了基調;它的一系列學術成就,構成了中國考古學發展的重要基礎;它所開辟的研究領域,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國考古研究的基本內容。專著對此都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總結,相信這對于二十一世紀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方向,會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特別是上升到民族精神層面,專著所撰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史,具有強烈的時代意義。例如它的科學主義、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可以給今天的人們以很多新的啟示,仔細審視昔日這段輝煌的歷史,必能給當代知識界提供新的思想資源。

 

欢乐生肖开奖历史号码